深切缅怀革命先驱高君宇

深切缅怀革命先驱高君宇

高君宇（1896—1925），原名尚德，字锡三，号君宇。1896年10月22日（农历9月16日）出生于山西省静乐县娄烦镇（今属太原市）峰岭底村。

高君宇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主义启蒙运动的先驱，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家世背景

高氏家族是明末农民革命领袖高迎祥的后裔。十四世纪，高家从陕北米脂县逃荒到山西省静乐县峰岭底村落户。高君宇的曾祖父生养两个儿子，长子是高君宇的祖父高九重，别名曦良；二子是叔祖高九章，别名良世。高九重幼年曾入私塾学习，读书用功，成绩非常出众，但后来因家庭贫困，被迫辍学，去给财主人家揽工放羊。私塾先生可惜这位才子，主动向其曾祖提议，愿拿自己的束修资助九重完成学业。曾祖深为感激，又送孩子进私塾继续读书。后来九重参加乡试，考中秀才，在村里当了一辈子塾师。九重晚年得子，取名高配天，字子明。配天是独子，高九重自然恩爱有加，寄予了很大希望，从小就教他读“四书五经”、《百家姓》，后又送他到私塾。配天读书很用功，但身体孱弱，怕他劳累成疾，后来捐了个“监生”，总算有了个功名。

高家的生活，主要靠微薄的种地收入和高九重当塾师的俸银勉强度日，日子很不好过。若遇上年景不好，就常常不够吃喝，所以一家人总是节衣缩食，克勤克俭。九重见儿子有些创业的想法，便着意支持他，培养他。配天24岁时，父亲去世，他便利用父亲留下的一些银两，在娄烦镇开了一家叫“天和成”的杂货铺，请了掌柜，做起买卖来。有了些基础后，在本村盖房置地，添牛买羊，进而开设油坊、酒坊、粉坊，还经营煤窑、瓷窑等。生意兴隆，蒸蒸日上。不久，高配天又在县城静乐和岚县东村开设了面粉铺和杂货铺，产业不断扩大，雇佣的伙计也逐渐增加。高配天经常跑外经营生意，妻子在家里精心料理。一时间，高家家大业大，兴旺鼎盛，在静乐、岚县一代颇具名气。

高配天虽然受封建礼教的熏染很深，但对清朝腐败无能的统治深恶痛绝。他秘密加入了 “中国同盟会”，坚决拥护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他和长子高俊德、次子高尚德（号君宇）三人率先剪掉辫子，表示同清朝反动统治的决裂。由于他疏财仗义，思想进步，德高望重，曾被推举为温泉都团总、静乐县商会会长。

高君宇兄妹共五人。长兄俊德，高君宇叫尚德，妹妹志娴、三弟全德、四弟宣德。父母亲对五兄妹精心培养，在他们刚懂事的时候，就送人学堂读书识字。俊德因为体弱多病，只读到高小毕业；高君宇考上北京大学；志娴毕业于太原女子师范；高全德先入山西农专，后毕业于省立无线电专科学校；高宣德毕业于山西大学电机系。高配天对儿子高君宇的期望最大，认为他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很可能干出一番大事业。

1903年春，高君宇入本村小学读书。1907年，到静乐娄烦镇读私塾。1909年，高君宇进入静乐县高等学堂（原岑山书院）学习，因为他聪明勤奋，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12年，高君宇抱着强烈的求知欲望，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第七班”。其时，辛亥革命的先进思想风靡省城，在省立一中，高君宇如饥似渴地吮吸各方面的知识。他订了《晨报》、《申报》、《新闻报》、《不忍》等杂志，他认真阅读《章太炎文集》、《康梁文抄》等进步书籍，来充实自己。

1915年，袁世凯为了日本对他当皇帝的支持，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愤怒。高君宇“目睹时艰，痛国沉沦，辄愤懑填胸，虚席感叹”。同年12月，蔡锷将军在云南起兵讨袁，护国战争打响，全国响应。高君宇和同学们走上太原街头，游行示威，痛斥袁世凯窃国大罪，并把一本《袁氏盗国记》寄给父亲，还附了一封长信，表示对洪宪的鄙弃。

新文化运动的学生先锋

1915年，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认真思考，认定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名符其实的共和国，就必须从跟本上改造国民性。9月以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为标志，这些优秀的中国人，在神州大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向尊孔复古的逆流，展开猛烈进攻。他们的口号是：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新青年》杂志社迁到北京大学以后，北大就成了传播新文化的主要阵地。

1916年夏，怀着改革社会，探求真理的远大抱负，高君宇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办校方针是“兼容并包”、“学术思想自由”，这样更有利于新文化的传播，新思想十分活跃。高君宇积极参加蔡元培校长倡导的“北京大学进德会”，他除了如饥似渴地学好自己的功课外，课余时间，和几位同学成立了“阅书报社”，博览群书，讨论时世。高君宇十分仰慕李大钊先生，在李大钊1918年初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特别是红楼图书馆开放以后，他同李大钊先生的接触机会就更加频繁了。从那时起，高君宇等一批进步青年，就常常聚集在李大钊周围，听他讲解各种疑难问题，听取他先进的思想主张。同年十月，北大成立了“新闻学研究会”，高君宇和正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等成为该会第一批会员。《京报》名记者邵飘萍多次为他们讲授新闻学的理论和采访技巧。这为高君宇后来编辑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等，打下良好基础。

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敌”指苏俄），中国留日学生群起反对，遭到日本当局的粗暴干涉。我国留日学生忿然弃学回国。高君宇、邓中夏、许德珩等亲自到北京前门车站，将回国串联的留日学生代表黄日葵、李达（鹤鸣）等接回北大，共商行动计划。5月21日，高君宇和邓中夏、黄日葵、张国焘、罗章龙、许德珩等人组织北大、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学生两千多人，到“公府”请愿。高君宇不顾个人安危，闯过军警层层阻挠，带头冲进“总统府”，迫使大总统冯国璋接见学生。这一行动，虽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但，为翌年的“五四运动”积累了宝贵经验，锻炼了学生队伍。

十月革命后，苏俄发生大饥荒。高君宇、邓中夏等人便发起成立“俄国灾荒赈济会”， 赈济会由黎元洪、颜惠庆、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173位名人参加。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高君宇、邓中夏、陶孟和、高一涵等200余人发起成立了“非基督教运动”，在社会上影响很大。

“五四”爱国运动的学生领袖

1919年1月底，“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利的消息传到北京，全国愤慨。2月5日，以北大为中心的北京各学校成立“北京学生联合会”，参加者两千多人，共推高君宇、邓中夏、黄日葵、朱务善、许德珩等十几人为干事。“学联”立即致电中国政府代表“要据理力争，不要让步”，并通电全国，呼吁各界一致行动。3月23日，在李大钊指导下，以北大新生救国会为基础，组建“北大学生平民教育演讲团”，推举邓中夏为总干事，高君宇为文牍干事，向平民宣讲中国外交失败的事实。

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许德珩回忆说：“五月二日，我从蔡校长那里听到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便约集参加《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决定五月三日（星期六）晚七时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代表大会，并约北京十三个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三日晚，整个北大校园沸腾了！在法科大礼堂除北大学生一千多人外，还有北京其他十几所学校的学生参加。“大会请北大新闻研究会的导师、著名的新闻记者邵飘萍报告巴黎和会上讨论山东问题的经过和目前形势”。会议决定：（一）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二）定于五月四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会后，高君宇等人分赴各校广泛发动。

五月四日上午十时，在北大学生联络下，各校学生代表又在法专召开会议，决定本日下午游行示威的路线：由天安门经东交民巷美、英、法、意四国使领馆，转入崇文门大街；决定散发《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这一天，北京全城戒严，气氛十分紧张。

五月四日下午一时许，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三千多人，冲破军警的重重阻拦，齐集天安门。北京大学是最早发起者，却最晚到达天安门，这是因为他们的队伍被 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和军警拦住了。是高君宇、邓中夏、罗家伦、黄日葵等同他们进行了激烈辩论，最后才冲破阻拦。学生们手持各种颜色的旗帜，高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头可断，青岛不可失”、“誓死力争，保我主权”等口号。三日晚上八点学生血书的“还我青岛”那块衣襟，也悬挂在这里，十分激动人心。学生们在天安门前召开了群众大会，很多人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演说。大会决议，先向各国使馆游行示威，再向总统府请愿，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林、章宗祥、陆宗舆，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学生游行队伍，由天安门出中华门行至东交民巷的西口美国使馆，即被阻于铁栅栏外，电话往返两个多小时都没有结果。这时，大家激愤起来，深感“国犹未亡，自家土地已不许通行”，有人高喊，到外交部去！到曹汝林家里去！于是，在罗家伦、傅斯年、高君宇、邓中夏、黄日葵等指挥下，学生们浩浩荡荡向东城赵家楼胡同曹汝林住宅而去。

四时许，学生们高呼口号，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到曹宅门前。这时，曹宅内外，军警林立，门窗紧闭。高君宇、邓中夏等绕宅观察，忽见墙头高处接近窗户。于是，他们就用搭人梯的方法，翻上墙头，破窗而入。北京高等师范学生匡互生第一个跳进曹宅，从里面打开大门，学生们一拥而入。曹汝林急忙躲进他小老婆房间。正在曹家的章宗祥来不及躲藏，被学生痛打一顿，愤怒欲绝的学生放火烧了曹汝林的家。史称“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当天被捕学生三十二人。北京各校学生代表立即齐聚在北大三院礼堂，商讨营救被捕学生事宜。以高君宇、邓中夏、黄日葵等为主要学生领袖的“北京学联”决定：次日全市学生总罢课。五月五日下午二时许，北京各校学生又一次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大会，决议：严惩卖国贼，拒绝在和约上签字，释放被捕学生。七日，北洋政府释放了被捕学生。高君宇等代表北大学生会亲自接回本校被捕同学，并在操场召开了欢迎大会。

五月十四日，北洋政府竟命令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这更激起了人们的无比愤怒。十八日，北京学联决定次日总罢课并进行街头演讲。六月三日上午，北京各校学生数百人在街头演讲，军警逮捕学生一百七十六人。四日，军警又逮捕演讲学生七百多人。五日，北京学生几千人继续奋战。五日以后，上海、天津、济南、武汉等地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爱国浪潮席卷全国。九日，北洋政府罢免了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官职。二十八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

五四运动期间，李大钊自始至终都是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在他的影响和指导下，高君宇、邓中夏、黄日葵、范鸿劼、张国焘等北大一批进步青年形成了运动的中坚和骨干力量。贺昌在悼念高君宇的文章中写道：“同志君宇，在五四运动中，是一个强有力的健将。对于中国革命问题和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均有深切、明确的认识。”

五四爱国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中国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也越来越多，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这样，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维经斯基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高君宇、邓中夏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跟随李大钊同维经斯基在北京大学举行过数次座谈，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后来，维经斯基又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建立，陈独秀任书记。10月，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参加者有张国焘、高君宇、邓中夏、黄日葵、范鸿劼、何孟雄等，李大钊任书记。11月，高君宇和邓中夏、何孟雄、张国焘、黄日葵、范鸿劼等40余人，在北京大学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高君宇被推为第一任书记。1921年3月16日，高君宇主持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全体会议，李大钊、何孟雄等24人出席。高君宇报告了同俄国少年共产党格林接触的情况。3月20日，在北京大学二院召开青年团第四次会议，李大钊、张国焘、高君宇、刘仁静等25人出席，高君宇担任组织委员。4月24日，在北京大学二院举行青年团第五次会议，高君宇、李大钊等16人出席，讨论修改团章和纪念“五一”活动等问题。会议选举高君宇、罗章龙任筹备“五一”的委员会委员。

6月17日，少年中国学会北京会员举行谈话会，推荐高君宇、邓中夏、黄日葵等为代表出席7月1日举行的“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高君宇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的社会学研究会、生物学研究会和地质学研究会。8月初，高君宇、刘仁静从上海到杭州遇到毛泽东，聆听了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高君宇是全国五十七个党员之一，当时由于工作缘故，没有到会。

1922年1月，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在莫国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中国、朝鲜、日本、蒙古等国的代表。大会揭露了为协调各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利益而召开的“华盛顿会议”的反动实质，指明了被压迫民族面临的反帝反封建任务，总结了远东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情况和经验。列宁抱病接见了高君宇等部分中国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国民党的代表共29人出席了会议。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张国焘、高君宇、王烬美、邓恩铭等八人还被推选为大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在会议的宣言上签字。赴苏途中，代表团的经费不幸被盗，高君宇立即拍电报给家里，请父兄资助，“倾家荡产亦应在所不惜”。其父高配天当即汇银洋一千元，解了燃眉之急。

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明确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邓中夏、高君宇等12人，代表全国195个党员。大会选举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张国焘、高君宇、蔡和森、向警予五人被推举为委员。“二大”决议出版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蔡和森任主编，高君宇任编辑。1922年8月高君宇又出席了中共中央召开的杭州“西湖会议”，中央五个执委全部参加，会议主要讨论了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问题，即国共合作问题。

工人运动的坚强领导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即中国工会办事处）在上海成立，随后在北京、武汉、广州、济南、长沙、成立分部，作为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书记部出版《劳动周刊》，举办工人学校，组织产业工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为起点，到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为终点，全国大小罢工一百多次，参加人数达三十万人以上，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个高潮。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同邓中夏、高君宇等商量后，在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公开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李大钊指出：先进知识分子要投身到劳苦大众中去。在他的指导下，邓中夏、高君宇等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除在北京市演讲外，还深入到丰台、长辛店、通州一代农村和工厂区演讲。从此平民教育演讲团成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得力助手。同时，邓中夏、高君宇等人开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和工人夜校，他们亲自给工人讲课，帮助工人读书识字，提高文化水平。

1921年到1922年，高君宇先后在北京、唐山、郑州、济南、长辛店等地从事工人运动。1923年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期间，高君宇和张国焘、何孟雄、罗章龙等人，昼夜驻守在北京前门车站、长辛店、郑州以及汉口各站，与各地工会联络，指挥工人的罢工斗争。二月七日，罢工遭到军阀吴佩孚的残酷镇压。“二七惨案”发生后，高君宇又积极参加“二七惨案委员会”的工作。后来，他与人合作编写出版了《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这时，北京街头军警林立，到处抓人。

1924年5月，全国铁路总工会北京秘密会所被查抄。

一天清晨，正在北京中共秘密据点—腊库胡同十六号工作的高君宇刚刚起床洗脸，忽听院内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他急忙从窗户向外一看，院子里闯入十多个军警，有的已经朝上房奔去。被敌人包围了！他急中生智，，迅速拉开抽屉，把重要文件一起浸入脸盆，边撕边揉成碎团，扔进痰盂。此刻，闯进上房的军警，已将张国焘夫妇抓住，正翻箱倒柜地搜查。忽然，一名匪徒把放大洋的箱子弄倒，银洋叮叮当当撒了一地，屋子里、院子里的匪徒们，如见血的苍蝇，不管三七二十一，蜂拥而上，唯恐少抢得一枚。高君宇乘机敏捷地闪入隔壁厨房，穿上白大褂，摘掉眼镜，往脸上抹了一把锅底灰，提起菜篮子，头一低，向大门走去。守门的军警大喝一声：“不准出去！”高君宇从容不迫地上前施礼，解释道：“老总，我要给先生们买点肉，做饭等着用呢！”军警们信以为真，端详一阵，就放他出去了。

高君宇终于虎口脱险。

国共合作的实践者

1922年8月，中共中央局召开“西湖会议”，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五日全部参加。会议主要讨论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问题，决定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高君宇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高君宇同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王荷波、何孟雄等一起，坚决反对张国焘等提出的不愿意同国民党合作的错误意见，也坚决反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陈独秀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会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孙中山、廖仲恺等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孙中山把高君宇任用为他的秘书、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总务股主任。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前，国民党只有中央领导机构，不少地方的基层组织，甚至省、市、县党部也还是一片空白。共产党积极帮助它建立健全了组织机构。如国民党北京地区执行委员会，就是范鸿劼、高君宇等帮助组建的。在高君宇帮助下，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临时筹委会在太原成立，负责人是高君宇的老同学苗培成。

1924年10月，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以陈廉伯、陈恭为首的广东商团发动武装叛乱，妄图推翻孙中山为首的广东革命政府。广东国民政府调动黄埔军校学生和“工团军”参加平叛战斗。高君宇亲临前线，奋不顾身，亲自指挥“工团军”打退叛军一次又一次进攻，收复一块又一块失地。激战中，不幸被子弹击中左胸而负伤，但他带伤坚持战斗，直到平叛胜利。

1924年10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成立了以段祺瑞为首的临时政府。段祺瑞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支持下，11月10日决定北上，并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主张，争取国家和平统一。高君宇陪同孙中山先生从广州出发，经香港、上海，又绕道日本东京，再到天津，于12月31日抵达北京。到天津时，高君宇发病吐血，在李大钊关心和帮助下，一到北京，就被送到东交民巷德国医院诊治。病情稍有好转，他就要求出院工作。

高君宇不仅在行动上坚决执行党的决议，而且在理论上为促进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做了很多论述，撰写了大量文章。他曾在《向导》上发表一篇答复读者的论文，围绕陈独秀《造国论》提出自己对统一战线的见解。他明确提出“在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要占个主要地位，资产阶级是被召集而参加的”，提出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

壮志未酬，英年早逝

1925年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200人，代表全国二十一个省区，一百二十多个国民会议促成会。李大钊、高君宇等为正式代表。会议期间，高君宇非常忙碌，开完大会开小会，进进出出，顾不上吃饭休息。3月2日下午，他忽然感觉腹部疼痛难忍，但仍坚持工作。4日疼痛加剧，大汗淋漓，才被送到协和医院治疗，诊断为急性盲肠炎，立即动了手术。手术后，心力衰竭，需要大量氧气维持。第二天，继续治疗，晚上发高烧至40多度。这以后，高君宇处于昏迷状态，呼吸微弱，渐渐失去正常意识。三月六日零时二十五分，心脏停止了跳动。壮志未酬，含恨而终，年仅二十九岁。

噩耗传开，引起同志们的无比悲痛。闻讯赶来向遗体告别的人们，怎么也不能相信眼前的事实。一个个留恋在遗体旁，久久不忍离去。恋人石评梅，守着遗体，时而痛哭，时而昏厥。

傍晚时分，装殓完毕，移灵法华寺。

几天后，在北京大学旧址法学院的礼堂，党组织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追悼会由赵世炎同志主持。会场上花圈林立，挽联肃穆，党内外友好人士和生前战友齐集哀悼。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王若飞等同志送了花圈、挽联，《向导》、《中国青年》分别发表了悼念文章，怀念这位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的忠诚战士。党组织按照高君宇遗言，于1925年5月将他安葬在北京陶然亭畔，立碑志念。

生死相恋高石情

在北京陶然亭公园的绿荫中，并排立着两座高大的墓碑，坟内埋着一对生死相恋的青年男女，北京人称之为“鸳鸯坟”。长眠在鸳鸯坟内的一对恋人，男的叫高君宇，女的叫石评梅。

石评梅，山西平定人。1902年8月19日（农历），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父亲石鼎承是山西省立太原第一中学的教师。评梅自幼聪明好学，入学以前已经随父学习四书五经，打下了厚实的文学基础，小学毕业，升入山西省立太原女子师范学校，不但在学习上出类拔萃，而且擅长吟诗作赋、抚琴吹箫、演戏跳舞，是当时太原城有名的才女。1919年，五四运动的狂飙吹进娘子关，太原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国民师范、太原一中、太原女师等学校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学潮。石评梅积极投身于伟大的革命浪潮，手擎“反对强权”、“抵制日货”的旗帜，高喊着“要求民主自由”、“反对封建礼教”的口号，行进在游行队伍的前列，成为女师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为此，学潮平息后，学校宣布开除她的学籍，后因舍不得她的才学，才又让她到校复课。女师毕业以后，年仅十八岁的石评梅，为寻求光明，寻求知识，只身闯出娘子关，来到当时中国文化革命的中心——北京。她自幼酷爱文学，本想报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中文科，不巧女高师这年不招文科，石评梅凭着自己多才多艺，顺利考取了女高师体音科。当时，鲁迅先生是女师大的老师，石评梅在课堂上直接接受这位伟大的文化革命旗手的教诲，在政治上和文学创作上都有了很大的飞跃。1923年，石评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担任了师大附中女生部主任，兼体育老师和语文老师，同时又应聘兼任北京女一中、若瑟女校、师范大学等学校的教师和讲师。这期间，石评梅广泛结交北京的进步青年，“三一八”惨案中英勇牺牲的刘和珍烈士就是她的同窗好友；与冰心齐名的女作家黄卢隐是她的莫逆之交；北京大学地质学学生高君宇则是她最亲密的朋友、情侣和“生命的向导”。在高君宇同志的指引下，石评梅积极从事新教育、新文学和妇女解放运动，在教书的同时，还主编了《妇女周刊》、《蔷薇周刊》等文艺刊物，撰写了许多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等，宣传进步思想，呼吁妇女解放，在北京女界和文学界都颇有声望。

石评梅把高君宇称为“生命的向导”，是十分有道理的。

当时，高君宇在他的老师李大钊的指导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革命真理，很快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对高君宇这样一个杰出的革命活动家，一个优秀的老乡，石评梅在太原上中学时，已经听高君宇的老师、自己的父亲讲过好多次，早已心存敬佩，只是没有机会相见。1922年的一天，在北京的山西同乡会上，石评梅终于见到了这位仰慕已久的青年英雄。当时，高君宇从苏联归国不久，身着褐色西装，结着红色领带，身材魁梧矫健，举止潇洒大方，浓眉下一双大眼睛闪着炽热的光芒。他给大家讲天下大事，讲苏联见闻，讲他在山西调查的工人生活状况……他崭新的思想，敏锐的思维，激越的言辞，雄辩的口才，使石评梅敬慕不已。

“高君宇先生，认识您很高兴！”石评梅主动上前和高君宇打招呼。

高君宇打量着眼前这位姑娘，只见她梳着微微卷曲的齐耳短发，显得洒脱开朗；长眉秀目，透出超人的聪慧和才气；湖色上衣黑绸裙，白鞋白袜白纱巾，是那样的挺秀健美生机勃勃。高君宇也对石评梅早有耳闻，在报纸上读过她的许多诗文，知道她是一位思想进步才华横溢的姑娘。

本来郎才女貌，这该是多么美妙的一段爱恋！

但满怀一腔破坏旧体制、旧道德、旧文化、旧思想的烈火，立志要创造新体制、新道德、新文化、新思想的高君宇，却又是传统婚姻的受害者，18岁就被迫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了本乡女子为妻，对这桩包办婚姻，他深感痛苦和无奈。

而出生书香门第的才女石评梅，虽然才艺广博，深受先进思想的影响，但涉世未深的她，却轻信了爱情骗子的旦旦誓言，被一个有妇之夫骗取了她的真爱。当她被欺骗、被伤害时，她就抱定了独身主义，而在自虐中自慰。

上苍就是在这样错误的时间安排了英雄与才女的邂逅。

两人一见如故，倾心长谈。从此他们经常相约在幽静的陶然亭散步、谈心，共叙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畅想共产主义的灿烂前景。随着友谊的加深，爱的萌芽也在暗暗成长。他们互相讲起了自己过去的情史，他们也自然地谈到了最不愿碰触的“爱情”二字，直到四只眼睛泪水盈睫。

1923年秋，高君宇在西山养病期间，采一片西山碧云寺的红叶，上面题词：“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寄给城内的石评梅。没想到，秋霜浸染的红叶却叩不开才女的心扉。石评梅在红叶背面题了：“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将原件寄还高君宇。不是她的无情，而是爱情的创伤和独身主义的誓言使她不敢再提及儿女情长。

为了不让石评梅在初恋重伤以后再受到同样的委屈，1924年6月24日，高君宇致信岳丈李存祥先生，毅然提出与妻子离婚。这桩经历十年，毫无爱情可言的包办婚姻，以让两个封建婚姻的受害者同时获得自由而宣告结束。

1924年5月北京腊库事件发生以后，由于敌人的疯狂追捕，高君宇又潜奔沪广，进行革命工作。一日，他在广州挑选了两枚象牙戒指，一只自己戴上，一只寄给了留在北京的石评梅。以纯洁如玉的象牙，象征他们纯洁的爱情。他在信中写道：“我生命中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属于你的，愿把我的灵魂做你坐下永禁的俘虏；另一个世界，我不属于你，也不属于我自己，而是属于我神圣的事业。你所愿，我当赴汤蹈火以求之；你所不愿，我当赴汤蹈火以阻之。不能这样，怎能说是爱你？至于我的事业，我将为之奋斗终身，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但由于初恋的伤痛还没有完全愈合，石评梅不愿意和高君宇谈结婚的事，只答应保持“冰雪爱情”。她痛苦地写道：“我心上揷着利剑，剑头上一面是爱情，一面是理，一直任它深刺在心底。

高君宇为革命事业奔走呼号，与穷凶极恶的反动军阀势力斗智斗勇，常常是命悬一线，但又一次次化险为夷，唯独化不开石评梅的玉洁冰心。”石评梅深刺在自己心头的剑，也同时直刺高君宇的心灵，而且伤得很重，很深。

当石评梅还在抱着“冰雪爱情”迟疑踌躇的时候，死神却一步步向高君宇紧逼过来，以致没有留一点多余的时间让她去思考怎样向自己所敬重的爱人作内心的表白。

1925年3月6日，高君宇遗憾地闭上了双眼。守着冰冷的遗体，石评梅哭得死去活来。她完全没有想到高君宇会走得这样急，走得这样毫无人情，她只能把自己的一帧照片，放在他的枕边：“君宇，让它代我陪伴你吧！不然，你太寂寞了！……不过，你等着，要不了多久，我一定随你而去，永远伴着你！”她捧来一束鲜花和一杯清茶放在灵前，低声哭祷着：“君宇，你生前所爱的一支寒梅，现在虔诚地献在你的灵前，请你恕我，我不能使你生前满意，然而，在你死后啊，你却得到我整个心。这个心充满了忏悔和哀伤，唉！一个孤小而被命运拨弄的梅妹，而今而后，她只为了纪念你而生存着了。”

按照生前的相约，石评梅提议将高君宇埋在了他们经常幽会的陶然亭湖畔，并亲自在君宇的墓碑上手书题词：

我是宝剑，

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是君宇生前自题相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

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评梅

自从高君宇逝世之后，不论春夏秋冬，还是风霜雨雪，石评梅几乎天天到陶然亭哭坟。

“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粒珍珠，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

“我吻遍了你墓头青草在日落黄昏；我祷告就是空旷的梦吧，也让我再见见你的英灵。”

“我整天踟躇于垒垒荒冢，看遍了春花秋月不同的风景，抛弃了一切名利虚荣，来到此无人烟的旷野，哀吟缓行。”

“这一杯苦酒细细斟，邀残月与孤星和泪共饮，不管黄昏，不论深夜，醉倒在你墓碑旁，任霜露侵凌吧！我再不醒。”

在那凄凉的墓碑前，听着一个年轻的素衣女子这样悲痛的哀悼，谁不为之感动？谁不为之落泪？

三年后的1928年9月30日，年仅26岁的一代才女石评梅，突发脑炎，英年早逝，带着那枚象牙戒指，挤上了通往天堂的路，追她的君宇哥哥去了。“质本洁来还洁去，一抔净土掩风流”。她的遗物里，又发现了那片殷殷入血的西山红叶，只是字迹不同当年：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她的好友们按她生前所愿，将她葬在高君宇同志的墓旁，墓碑上刻着“春风青冢”四个大字。这一对生不能同衾的恋人，死后紧相依靠。

多少年来，凡是到陶然亭游玩的人们，总要到这一对鸳鸯坟前驻足嘘唏，感叹他们生死相恋的千古佳话；凡是到陶然亭凭吊的人们，总要在墓地前沉思留步，望着那默默的石碑，思考青春与信仰，理想与追求；思考奉献与享受，纯洁与高尚。

1965年6月3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审查北京市规划总图有关涉及高、石墓碑的问题时，深情地指出：“革命与恋爱没有冲突，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革命是不朽的，青春是不朽的，精神更是不朽的！

当我们面对眼前这个极端物质的、消费的时代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这个人性既贪婪又浮躁的时代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年轻的学生们，多么该想一想我们的前辈，他们为了我们的现在，曾拥有怎样的情操和胸怀？拥有怎样的信仰和追求？拥有怎样的人格和人生？

先辈精神永垂不朽！

高君宇年表

1896年10月22日    出生于山西省静乐县峰岭底村（今属娄烦）。

1903年              入本村小学读小学。

1907年              娄烦镇读私塾。

1909年              静乐高等学堂（岑山书院）学习。

1912年              考入太原省立模范中学（省立一中）。

1919年5月4日      参与组织五四爱国运动，带头火烧赵家楼。

       8月          指导创办山西《平民》周刊。

1920年3月          参与创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5月11日     指导创建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

       11月         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参与创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当选为第一任书记。

1921年1月1日       与邓中夏等创办长辛店工人劳动补习学校。

1922年1月20日      参加莫斯科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当选大会执行委员。

       5月5日       出席共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

7月17日       出席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第二届中央执委。

8月29日      出席中共二届中央特别会议（西湖会议）。

1923年2 月          领导北京长辛店工人同反动军阀进行斗争。

       11月          任中共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

1924年1月           参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

       5月           任共青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代理秘书。

       5月下旬       回山西创建中共太原小组。

       7月15日      参与组织领导广州沙面工人反帝大罢工。

       10月10日     作为孙中山政治秘书，协助平定广州商团叛乱。

1925年1月11日      列席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3月1日      出席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3月6日      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